应当注意的是，根据《立法法》第72条第5款的规定，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在其审批过程中也是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的对象。
从神学上来看，灵知主义盲信灵魂对于上帝的把握，而将上帝纳入人之中。此类经典作家，往往会把现代各类思想之源头确定在更早的历史时期，如希腊甚至希腊之前、中世纪。
作者简介：秦小建，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51]在沃格林的语境中，灵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宣称有一种关于终极实在的无可名状的直觉，另一种是人所具有的清晰理解力可以完美地不捕获现实，两者的实质就是宣称为绝对知识的东西。马克思的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3个分类，等等。因此，代表不在于具体的行动，因为依照具体的指令而行动的是代理，代表的本质在于他有权力为一个社会行动，所依据的是他在共同体结构中的地位，而不是办理特定事务的具体指令。反映在政治科学领域，实证主义在今天依然很兴盛，比如我们这学期可能将会读到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分析了关于各个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用来佐证自己所提出的框架。
[42]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71]而正义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和外界的关系，还意味着人灵魂的3个部分有序和谐，实现个人内部的正义。为了解释和应对第三人遭受侵害的情形，侵害概念得以被扩张，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具有第三人效果的行政行为的概念。
例如，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程序协调私人间的利益冲突，确定第三人权利及其行使的边界，从而合理限缩第三人的异议领域。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年第2期。在垂直关系建构的过程中，由于行政法对于冲突的整合与简化存在能力界限，所以并非所有的个人利益都能被公益吸收，而是会留下特殊的私人利益，这些无法被吸收的私人利益应保留在私人与私人冲突的水平关系结构之中，由此形成了由剩余冲突私人所组成的第二次水平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个别情形被简化、舍弃或者忽略是不可避免的。
[xviii] Vgl.Winfried Brohm, Die Dogmatik des Verwaltungsrechts vor den Gegenwartsaufgaben der Verwaltung, VVDStRL 30 (1972), S.245(259 f.). [xix] 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所谓法也不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合同也有可能被纳入在内。
随着私益保护的自我决定化以及公权利概念的松动，以往被视作反射性利益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也落入了权利的范畴，这就为第三人公权利准备了概念容器。行政法律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行政法上的第三人保护历经了从否认第三人具有权利到肯定第三人具有权利的转变。具有自身利益的第三人可参与利益调整的过程，主导分配的国家也应全面和客观地考虑所有触及到的利益。在西方国家，分配行政较为典型的形成进路是从自由防御的古典行政转向现代分配行政。
只有以公权利为支点，才能建构行政法上第三人保护的完整体系，为第三人提供周延的保护。一方面，依据自我负责的理念，不将个人的利益任意交由集体裁决，本身就是确保自由免受侵害的重要方式。例如，针对相对人的负担行政行为给他人带来授益，或者使相对人受益的行政行为给第三人产生负担效果。[xlvii] Vgl.Wilhelm Henke, Wandel der Dogmatik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JZ 1992, S.541 ff. [xlviii] [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9页。
[xi] 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审判办案指南（一）〉的通知》（法办〔2014〕17号）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对自身合法权益具有潜在的不利影响，如果这种影响以通常标准判断可以预见，则其对该行政行为具有原告资格。
[xxxi]在利益类型与利益形态复杂化的背景下，权利保护机制的拓展以及个人主体地位的提升都促使第三人利益开始摆脱作为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以及反射性利益的地位，具有了独立的表达形态与实践场所。[xvi] Vgl.Gunther Schwerdtfeger, Grundrechtlicher Drittschutz im Baurecht.Dogmatische Grundlegungen zur Rechtsprechung des BVerwG, NVwZ 1982, S.5(7). [xvii] 关于利害调整型行政法的详细分析，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90-109页。
使相对人自身受益的行政行为如果被范围无法确定的第三人攻击，则个人的利益处于不安定之中，为提高权利保护的效益，防止公众不加区分地、普遍性地对行政行为提出挑战[xxvii]，有必要限缩提出争议的主体范围。而判断相对人的决定性标准，不是行政行为直接向谁作出，而是谁的法律关系受到行政机关的调整，谁是调整内容所要求、禁止、许可、拒绝的或者拘束性确认所触及到的主体。非真正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以私人间一致的利害关系为基础，是指在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方面，相对人与第三人存在相同的利益指向，二者共同承受负担或者享有受益。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构成授益时，行政机关为相对人行使权利提供事实和法律上的条件。个人则保有财产与自由，对行政机关的干预活动进行防御。[xx]为了确保自由与财产不受侵害，私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制度撤销违法行为实现权利救济，但整个权利救济制度主要围绕着相对人进行设计，只有权利受到侵害的相对人才能提起撤销诉讼。
如果侵害后果指向第三人，则该类型为第三人受到侵害。无论是在负担的强度方面抑或在持续性方面，事实性侵害有时并不亚于规范性侵害。
[xlix]在行政法律关系的观察视角之下，公权利不再是相互割裂的请求权，而是具体法律关系之下的相互关联的权利与义务的整体[l]。（三）公权利概念的扩张 除权利与反射性利益之间的鸿沟日益弥合外，公权利概念的扩张也有助于将原本被忽略的第三人的反射性利益承认为公权利。
[xxiii]例如，行政机关发布产品警示信息影响消费者的需求，对产品生产者造成不利。[xxix] （二）第三人利益的独立 在分配行政模式之下，第三人独立的利益或法律地位逐渐进入行政法学者们的视野。
另一方面，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lviii]这种预见可能性应以法规范为依据，判断标准是：按照通常的行政能力和水平，行政主体能否预见到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损害的可能[lix]。工业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的目标设定并未排除行政权，而是形成了分配行政的结构。[xxxvii]在更为笼统的意义上，公权利与受法保护的利益并无差别。
国家对外国人的驱逐命令极大地限缩了本国配偶对于婚姻关系的自主决定权，提高了婚姻破裂的风险，为了保护婚姻家庭这一重要法益，法律应当承认配偶对于行政机关的驱逐命令享有撤销请求权。[lxvii]立足于宪法的平等原则，公法和私法秩序均应妥当考虑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在非真正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中，我们首先应从行政行为的调整内容出发，确定行政机关的真正调整对象，判断第三人是否直接且在法律上受到行政行为的影响、[liv]是否为享有防御权的实质相对人。[xii] 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原理与现实》，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页。
如果容量限定，私人并不请求法律地位的互换，而仅仅是要求防御对其他人的授益，如请求撤销对其他竞争者的补贴，但自身不想获得财政支持，那么此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仍然为对立性而非互换性利害关系。例如，在德国法上，配偶一方能够对于针对其外籍配偶的驱逐命令或居留许可拒绝决定主张撤销请求权，父母可以对于子女学校的搬迁、撤销或合并等行政活动提起诉讼。
当第三人与相对人的利害关系一致时，我们原则上要否认第三人的公权利。（一）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观察场域 对第三人公权利的判定本质上是在三方或是多方法律关系中行政对于相互冲突的私益如何进行权衡、分配和调和的问题。1.私人间的水平关系 真正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的核心不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垂直关系，而是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水平关系。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复合关系可归结如下。
这种对于权利及其依据宽松化的理解无疑是认识到了有些利益并未权利化，如果僵化适用现行法，反而可能忽视现实利益格局，走向概念化和保守化。其次，在给付行政和规划行政中，对有限资源的公平配置是行政法的关注重点。
倘若任何人对于行政许可都具有防御请求权，则会消解行政许可对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功能，破坏法的安定性。[vii]在此过程中，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会遭受行政活动的不利影响，这才会产生行政法上第三人保护的问题。
最后，干预应具有直接性，如果行政活动对于私人权利或自由的不利影响是在其他原因介入后才形成的，那么这种不利后果不能归于国家。虽然法律否认第三人的公权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人不受到任何保护。
